马歇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原本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数学家，曾先后做过圣约翰学院教学研究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讲师和教授。后来之所以转而研究经济学，可以说是责任感使然。19世纪中后期，马歇尔看到英国社会严重的不公平现象，觉得神学、数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都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福音”，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从此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并最终成为“新古典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创始人。
马歇尔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大致意思是: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带来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使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但规模经济造就的生产集中又极易造成垄断，垄断又会使经济丧失竟争活力。他认为，规模经济和垄断是难以分割的，社会要获取规模效益，就得牺牲竟争效益;要获取竞争效益，就得牺牲规模效益。这就是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马歇尔两难”。

马歇尔两难“规模经济”和“竞争经济”的博弈: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经济常识第100篇）

这个论题并不是讨论哪一个更具优势，也没有说明两者是否有和解的可能。但也正是这个令人难以抉择的题目，激励着人们不断在实践中摸索，不断改善经济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多强调“竟争优先”，倡导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
美国人是坚定的自由竞争主义者。从19世纪开始，他们就一直坚持竟争优先，宁愿牺牲规模效益，也要保证竟争活力。在美国人看来，鼓励竟争所产生的效益足以弥补牺牲规模造成的损失并且还有盈余，所以“两利相权取其大”。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制定了严格的“反托拉斯法”，任何垄断行为在这里都不能被容忍。一直闹了十几年、令计算机神童比尔·盖茨无可奈何的微软分拆案，便是一起典型的反经济性垄断案。微软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扑朔迷离、耗时长达十几年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人赞叹美国人铲除垄断、捍卫竟争的执著精神，也有人抨击美国的反垄断法是专门对付大企业的法律，是破坏规模经济的祸首。 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