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原本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数学家，曾先后做过圣约翰学院教学研究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讲师和教授。后来之所以转而研究经济学，可以说是责任感使然。19世纪中后期，马歇尔看到英国社会严重的不公平现象，觉得神学、数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都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福音”，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从此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并最终成为“新古典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创始人。
马歇尔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大致意思是: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带来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使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但规模经济造就的生产集中又极易造成垄断，垄断又会使经济丧失竟争活力。他认为，规模经济和垄断是难以分割的，社会要获取规模效益，就得牺牲竟争效益;要获取竞争效益，就得牺牲规模效益。这就是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马歇尔两难”。
马歇尔两难“规模经济”和“竞争经济”的博弈: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经济常识第100篇）
这个论题并不是讨论哪一个更具优势，也没有说明两者是否有和解的可能。但也正是这个令人难以抉择的题目，激励着人们不断在实践中摸索，不断改善经济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多强调“竟争优先”，倡导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
美国人是坚定的自由竞争主义者。从19世纪开始，他们就一直坚持竟争优先，宁愿牺牲规模效益，也要保证竟争活力。在美国人看来，鼓励竟争所产生的效益足以弥补牺牲规模造成的损失并且还有盈余，所以“两利相权取其大”。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制定了严格的“反托拉斯法”，任何垄断行为在这里都不能被容忍。一直闹了十几年、令计算机神童比尔·盖茨无可奈何的微软分拆案，便是一起典型的反经济性垄断案。微软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扑朔迷离、耗时长达十几年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人赞叹美国人铲除垄断、捍卫竟争的执著精神，也有人抨击美国的反垄断法是专门对付大企业的法律，是破坏规模经济的祸首。
本来，美国“两利相权取其大”的竞争更具优势的观点在过去一个世纪都占据主导地位，因为经济主导地位一直握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手里。但到20世纪70年代，变化出现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实际上由驻日美军控制。当时的驻日美军司令也叫马歇尔，这位马歇尔将军在帮助日本制定战后复兴计划时坚持要求实行美国式的竟争优先战略。但日本人认为，本国资源匾乏、发展滞后，要实行同样的战略，不可能与已经占据“先驱优势”的欧美一较长短，因此必须另想办法。后来，他们就断然抛弃了马歇尔的主张，奉行规模优先、以政府行为促进生产集中成为战后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在钢铁行业，日本政府力促两大钢铁企业合并组建“新日铁”，60年代一举崛起为钢铁大国;在汽车行业，日本抬高进人该产业的规模门槛，刺激了各汽车企业的扩张，70年代成为汽车大国。靠着规模这个“后发优势”，打破了欧美等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并使许多著名企业跻身世界排名前列。
尽管日本的成功案例令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美国是“把下金蛋的鹅放在案子上剁”，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近百年来美国通过鼓励竞争保持的经济活力，不能否认美国一直占据着经济霸主的地位。马歇尔两难的重要意义也在这里，不是让人去断定哪种方式更好，而是提醒人们随时随地地观察、思考、分析，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阶段、外部经济环境等，辩证地看待、客观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