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界，美国20世纪经济学家拉弗的知名度颇高，使其著称于世的就是“拉弗曲线”。所谓拉弗曲线，即指在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进而导致收入减少，即税基缩小，反而会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
拉弗曲线的原理并不复杂，专讲税收问题。但就是这个简单的曲线，不但让拉弗在经济学界声名鹊起，还使他当上了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为里根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出谋划策。拉弗曲线为什么这么重要，懂得拉弗曲线对我们又有什么作用?要知道拉弗曲线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影响深远，而税收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懂得拉弗曲线不但能了解国家的税收政策，更能看明白因税收而造成的社会状态，因而对每个人来讲，拉弗曲线都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拉弗曲线:税率越高政府越富?（经济常识第93篇）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滞胀期无法自拔。在一次宴会上，拉弗遇到了当时福特总统的助理切尼，通过解释拉弗曲线使其明白了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滞胀”的困境。拉弗即兴在餐桌上画了一条抛物线，指出:税率为零时，税收自然也为零;而当税率上升时，税收也逐渐增加;当税率增加到某一点时，税收额达到抛物线的顶点，这就是最佳税率，如再提高税率，则税收额将会减少;若税率达到100%，货币经济中的全部生产都会停止。因为这时人们的所有劳动成果都被政府征收了，他们自然不愿意工作，因此由于生产中断，没有什么可供征收，政府的收益也就等于零。后来，拉弗曲线得到里根的支持，并据此制定“里根经济复兴计划”作为竟选总统的策略。里根就任总统后，拉弗自然成了里根的幕僚。此后，里根政府以拉弗曲线为依据提出一套以减少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纲领，终于使美国经济走出滞胀，重新走向繁荣，可以说，拉弗曲线理论为美国经济的重新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实，拉弗曲线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国古代就多有类似阐述。如我国古典名著《管子》中提倡“取民有度”，把制定适当的税收标准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政策。历史巨著《史记》中，司马迁提出了“善因论”的经济思想，他说:对于普通百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即是说，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顺应和听任人们进行生产、贸易等经济活动，不要横加干预，在某些方面进行诱导和教化，鼓励或告诫人们应该或不应该参与哪些经济活动，必要时才进行一定的调节和限制，“与民争利”则是最不好的经济政策。这无疑是在税收方面的精辟阐述。 继续阅读 →

要了解比较优势法则，首先要知道绝对优势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是由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提出的。他说:“当某两个国家之间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成本出现绝对差异，即一个国家所耗费的劳动成本绝对低于另一个国家，这种产品就应该完全由该国家生产，另一个国家则通过贸易获得该产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每个国家都自给自足过自己的日子不是挺好吗?它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的目的就是引出“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的观点。不要看它只有一句话，实际上迄今为止，世界所增加的财富，人们过上的好日子全凭这句话而来。这是一句真理，永远不会过时的真理。
当然，亚当·斯密不是上帝，他的认识也有某种程度上的局限性，于是后来另一位在经济学上占有不可动摇地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其绝对优势论做了补充完善，提出了比较优势论。大卫·李嘉图举例说，哪怕葡萄牙生产布料和葡萄酒的成本都比英国要低，但只要英国本身生产布料的成本比葡萄酒低，那么葡萄牙就应该集中精力生产葡萄酒而不是布料，而英国则应该集中精力生产布料而不是葡萄酒。因为葡萄牙可以更轻易地在葡萄酒生产的竞争中胜过英国，而英国则更容易在布料生产的竟争中胜过葡萄牙。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法则:指引世界经济的魔棒（经济常识第94篇）

大卫·李嘉图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选择，国家、企业或个人并不一定非要比竞争对手有更好表现，也并不需要把某个产品的生产成本降得更低，只要你自身有更好的一方面，就可以集中精力在自己相对优势更大的领域中发展。有两个孩子，一个很聪明，无论是动手、动脑，干什么都很好，而另一个则相对较笨，哪方面都不如聪明的孩子，可是他喜欢玩泥巴、捏泥人，这也是他唯一干得好的事情。小的时候，聪明孩子捏的泥人比笨孩子的漂亮，其他事也干得不错。然而，两人长大后，聪明孩子干干这个、干干那个，什么干的都不错，却一直找不到能定下来的职业方向，而笨孩子只玩泥巴、捏泥人，从小玩到大，结果不知不觉就成了有名的雕塑家。掌握住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做好它，你就有了在市场上生存的本领。
比较优势法则指出:一国应专门生产和出口那些该国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生产的商品，并进口那些自己生产成本相对高的商品，现代的竞争力概念就是建立在比较优势法则之上的。当然，如今的比较优势法则又有新的发展，针对比较优势法则中的种种决定性要素，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更为积极的见解。在古典经济学的论述中，那些投入要素—土地、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被认为是无法改变的，而今天随着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企业可以摆脱当地市场条件的束缚，转而从全世界范围内找寻获得投人要素的机会。 继续阅读 →

经济学界货币学派的鼻祖弗里德曼认为，在没有运输费用和官方贸易壁垒的自由竞争市场上，一件相同商品在不同国家出售，如果以同一种货币计价，其价格应是相等的。这个观点被称为一价定律，也叫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
从该理论看，价格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各国通过汇率折算之后的标价是一致的。若各国间存在价格差异，则会发生商品的国际贸易，直到价差被消除，贸易停止，这时才达到商品市场的均衡状态。例如，当I美元等于7.8元人民币时，在美国卖I美元一件的商品在中国就应该卖7.8元人民币一件。在这个例子中，无论是在中国或美国该件商品被高估或低估，都会引起该商品在两个市场间的贸易，直到两个市场上的价格完全一致为止。

世界贸易组织(WTO)终极目标！一价定律:不存在的理想状态（经济常识第95篇）

经济学界货币学派的鼻祖弗里德曼认为，在没有运输费用和官方贸易壁垒的自由竞争市场上，一件相同商品在不同国家出售，如果以同一种货币计价，其价格应是相等的。这个观点被称为一价定律，也叫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
从该理论看，价格的最理想状态就是各国通过汇率折算之后的标价是一致的。若各国间存在价格差异，则会发生商品的国际贸易，直到价差被消除，贸易停止，这时才达到商品市场的均衡状态。例如，当I美元等于7.8元人民币时，在美国卖I美元一件的商品在中国就应该卖7.8元人民币一件。在这个例子中，无论是在中国或美国该件商品被高估或低估，都会引起该商品在两个市场间的贸易，直到两个市场上的价格完全一致为止。 继续阅读 →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化”这个名词几乎被运用到了各个领域，当然，最基本也最经常与它联系在一起的词还是“经济”。“全球化链条定律”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新法则。
什么是全球化链条定律?不妨从一个故事开始讲起。有一部科幻小说中曾经写过这样一个故事:N年后，人类开始移民月球。开拓者们携带着先进设备和必需的工具登陆月球，还带来了各种植物和牲畜甚至小小的妈蚁。几年过去了，这个离地球38万公里之遥的“生物圈”内，植物繁殖效率低下，动物吃不饱，连带人类也开始饿肚子。最后查明的原因竟然是:当初忘记带蜜蜂了。

全球化链条定律:上海南阳路的外企变迁看市场行走的秩序（经济常识第96篇）

全球化链条定律就是提醒那些被利润冲昏了头脑的企业，不要忘了带“蜜蜂”。全球化链条定律是跨国企业们一直遵循的定律，即追随你的客户和他们的全球协议伙伴。但是，进人一个市场不能一股脑地蜂拥而人，因为这样很难避免落下“蜜蜂”，从而导致大家都吃不饱。所以，企业要“一串一串”地梯队性进人新市场，最终形成“竖看一条线，横看一张网”，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类似于本土的商业环境。因为只有在如此链条清晰、没有断裂的“生态”环境中，大家才能如鱼得水、活得自在。
就拿进人中国市场来说。对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最活跃、最有潜力超越美国的市场，相信没有一家公司不眼红、不着急，然而要想在中国发财，终究要按捺住性子，一个链条一个链条地接起来。我们可从上海顶级写字楼的“易主运动”中看出些端倪。
南阳路，在上海是一条小得不能再小的马路，但上海人大概都不会对它感到陌生:十几年前，上海商城在这个区位拔地而起，并成为顶级写字楼的典范，随即引领跨国制造业巨头们集体人住，一时间风光无限。 继续阅读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一举成为超级大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要是根据已经被西方经济学界广泛接受的赫一俄模型中“生产要素配置的差异是贸易发生的原因，一国必然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饶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的理论，资本丰富的美国定然是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然而，1953年，里昂惕夫在费城的美国哲学协会上宣读了题为《国内生产与对外贸易:美国资本状况的重新检验》的论文。论文指出美国平均每百万美元的出口品与国内生产等量的进口替代品相比较，在出口品中包含较少的资本和略多的劳动，也就是说过去广泛流行的美国经济的特征是资本相对有余而劳动相对短缺的看法已被证明是错误的。此文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轩然大波，这个反对赫一俄模型的观点进而被冠以“里昂惕夫之谜”的称号，也称“里昂惕夫反论”。

里昂惕夫之谜:工人的效率到底属于资本还是劳动要素？无法解释的反论（经济常识第97篇）

里昂惕夫没有放弃，而是更加深人地研究，并在1956年发表了第二个研究报告，题为《生产要素比例与美国贸易结构的进一步理论和经验分析》，结论仍然没有改变。西方经济学家们坐不住了，他们无法接受赫一俄模型被推翻，所以一定要解开里昂惕夫之谜。于是劳动效率说、消费偏向说、贸易壁垒干扰说等理论纷纷问世。
劳动效率说最先是里昂惕夫自己提出来的解释理论。里昂惕夫认为，“谜”是由美国工人的劳动效率比其他国家工人高所造成的。他认为美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其他国家工人的3倍，因此在劳动以效率单位衡量的条件下，美国就成为劳动要素相对丰富、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但是，很多经济学家认为里昂惕夫的解释过于武断，一些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克雷宁经过验证发现，美国工人的效率仅为欧洲工人的1.2-1.5倍，远远低于里昂惕夫所估计的倍。因此，他的这个论断无法令人信服。 继续阅读 →

诺斯是个经济史学家，既然是史学家自然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就离不开国家，离不开制度变迁;诺斯又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自然要研究经济。所以诺斯的理论就是从经济角度解读国家，解读历史的变迁，研究国家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诺斯提出的理论与国家制度和经济分不开，而他最著名的一个理论居然是一个怎么说都通的悖论，被称为“诺斯第二悖论”。悖论指出: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更有效率，因此会使交易费用降低，促进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新制度的出现从长期上又会使交易费用增长，导致经济停滞。
诺斯认为交易费用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认为，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因为在决定是否改变制度、朝什么方向改变之际，个人、自愿团体和政府必定要考虑现有制度之外的所有可能更有收益的机会，并对所有可能机会在未来各期的收益进行计算，然后挑选那个收益最高的选项作为新的制度。毕竟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嘛，这就像地上有一张五块钱、一张十块钱，只能捡一张的时候，肯定要捡十块的，国家制度也一样。因此，在诺斯看来，新产生的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

诺斯第二悖论:社会制度变迁好不好?能提高经济效率吗（经济常识第98篇）

诺斯还反复强调，不同制度下政府的产权规定了经济体系中基本的激励结构，随之而动的产权变化也会造成收益变化，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肯定会据此调整自身的行为，毕竟谁都想捡那张十块的钱。而无论是制度、组织还是个人，其调整的方向肯定是节约交易成本，因为节约交易成本就是扩大自己的收益。所以，从任意一个时点上来观察，交易费用都在不断下降，经济运行效率在不断提高。
然而，诺斯和Wallis所做的调查却显示出与理论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1870年，美国经济中的交易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9，到1970年却上升到了45%。而对诺斯影响颇深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也在对香港之类的现代市场经济大都市的调查中发现，交易费用可能要占其GDP的80%以上。由此得出的最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从长期来看，交易费用是在不断上升，经济运行效率是在不断下降，以至于社会可能因此陷人停顿。 继续阅读 →

现在人人都在讲“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的国家领导人、科学家也常常聚在一起开会，研究怎样减少污染、保护环境，投资巨大的环保行业更是成为近年经济中的弄潮儿，得到政府给予的诸多支持。为什么只想攫取的人类如今如此重视环境问题?这要从经年累月的“牧童经济”对环境造成的破坏说起。
在气候、环境等问题得到充分重视之前，人类的经济政策就像牧童放牧一样。只管让牛羊吃饱吃好，长得又肥又壮，而不管草原被破坏成什么样。这种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大量地、迅速地消耗自然资源，把地球看成取之不尽的资源库进行无限度的索取，同时造成废物大量累积，使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它表现为追求高生产量(消耗自然资源)和高消费量(商品转化为污染物)，因而被称为“牧童经济”。
而如此放肆的行为，自然会对自然资源造成巨大的破坏，于是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牧童经济:环境破坏的最后是人类自我灭亡（经济常识第99篇）

沙漠扩大化是人类得到的大自然最早的警示。土地是人类生产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们随心所欲的开发利用却使其遭到惊人的破坏。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有个咸海，它曾经是世界第二大咸水湖。从1960年到1993年，咸海面积减少了50%，从6.7万平方公里锐减到了3.4万平方公里。干涸的湖底形成了3万多平方千米的盐土沙漠，被科学家形象地成为“咸海沙漠”。从咸海沙漠中吹出的盐尘风沙已吞食了200万公顷耕地和1.5万公顷牧场，且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造成了当地严重的生态灾难。如今漫天蔽日的咸沙使得咸海周围植被萎缩、野生动物锐减，人们的生命健康也遭到严重威胁。曾经的生命之泉转眼成了生命杀手。
遭到破坏的当然不止咸海，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据估计，全世界约有1/4的可耕地正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水蚀和风蚀，如此下去，人类终将面对一个没有悠悠绿草的黄色地球。 继续阅读 →

马歇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乃至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原本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数学家，曾先后做过圣约翰学院教学研究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讲师和教授。后来之所以转而研究经济学，可以说是责任感使然。19世纪中后期，马歇尔看到英国社会严重的不公平现象，觉得神学、数学、物理学和伦理学都不能够给人类带来“福音”，于是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从此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并最终成为“新古典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创始人。
马歇尔有一个著名的论题，大致意思是: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带来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使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但规模经济造就的生产集中又极易造成垄断，垄断又会使经济丧失竟争活力。他认为，规模经济和垄断是难以分割的，社会要获取规模效益，就得牺牲竟争效益;要获取竞争效益，就得牺牲规模效益。这就是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马歇尔两难”。

马歇尔两难“规模经济”和“竞争经济”的博弈:最重要的不是谁对谁错（经济常识第100篇）

这个论题并不是讨论哪一个更具优势，也没有说明两者是否有和解的可能。但也正是这个令人难以抉择的题目，激励着人们不断在实践中摸索，不断改善经济制度。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多强调“竟争优先”，倡导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反对垄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
美国人是坚定的自由竞争主义者。从19世纪开始，他们就一直坚持竟争优先，宁愿牺牲规模效益，也要保证竟争活力。在美国人看来，鼓励竟争所产生的效益足以弥补牺牲规模造成的损失并且还有盈余，所以“两利相权取其大”。20世纪上半叶，美国制定了严格的“反托拉斯法”，任何垄断行为在这里都不能被容忍。一直闹了十几年、令计算机神童比尔·盖茨无可奈何的微软分拆案，便是一起典型的反经济性垄断案。微软案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在这个扑朔迷离、耗时长达十几年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有人赞叹美国人铲除垄断、捍卫竟争的执著精神，也有人抨击美国的反垄断法是专门对付大企业的法律，是破坏规模经济的祸首。 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