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是个经济史学家，既然是史学家自然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就离不开国家，离不开制度变迁;诺斯又是一个经济学家，经济学家自然要研究经济。所以诺斯的理论就是从经济角度解读国家，解读历史的变迁，研究国家制度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诺斯提出的理论与国家制度和经济分不开，而他最著名的一个理论居然是一个怎么说都通的悖论，被称为“诺斯第二悖论”。悖论指出:新制度一定比旧制度更有效率，因此会使交易费用降低，促进经济增长。而另一方面新制度的出现从长期上又会使交易费用增长，导致经济停滞。
诺斯认为交易费用的下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他认为，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因为在决定是否改变制度、朝什么方向改变之际，个人、自愿团体和政府必定要考虑现有制度之外的所有可能更有收益的机会，并对所有可能机会在未来各期的收益进行计算，然后挑选那个收益最高的选项作为新的制度。毕竟人都是追求利益的嘛，这就像地上有一张五块钱、一张十块钱，只能捡一张的时候，肯定要捡十块的，国家制度也一样。因此，在诺斯看来，新产生的制度一定是有效率的。
诺斯第二悖论:社会制度变迁好不好?能提高经济效率吗（经济常识第98篇）
诺斯还反复强调，不同制度下政府的产权规定了经济体系中基本的激励结构，随之而动的产权变化也会造成收益变化，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肯定会据此调整自身的行为，毕竟谁都想捡那张十块的钱。而无论是制度、组织还是个人，其调整的方向肯定是节约交易成本，因为节约交易成本就是扩大自己的收益。所以，从任意一个时点上来观察，交易费用都在不断下降，经济运行效率在不断提高。
然而，诺斯和Wallis所做的调查却显示出与理论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1870年，美国经济中的交易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9，到1970年却上升到了45%。而对诺斯影响颇深的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也在对香港之类的现代市场经济大都市的调查中发现，交易费用可能要占其GDP的80%以上。由此得出的最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从长期来看，交易费用是在不断上升，经济运行效率是在不断下降，以至于社会可能因此陷人停顿。
前者的推论是经济不断增长，后者的推论是经济陷人停顿。而且无论经济出现什么情况，两个理由总是能说得通。诺斯写出了悖论，人们被弄糊涂了。为什么每一个时期的下降最后带来的却是长期交易费用的增长?为什么“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呢?
其实这不仅是诺斯的悖论，还是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悖论。包括科斯、威廉姆森在内，这些研究制度与经济的学者们，都无法破解这个悖论。他们都认为组织的选择标准、制度变迁的方向就是交易费用的节约、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制度经济学家们都同意，市场和企业的切换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也同意短期内交易费用是下降的观点。但是，从长期看，交易费用却在不断上升。
要了解诺斯第二悖论，就要从诺斯所接受的思想教育来探寻。诺斯最初受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其实从古典经济学出发就可看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不仅是斯密提到的分工深化的过程，分工深化还必然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就比如一个商家以前从一两个地方进所有货，现在却要跑十几、二十几个地方才能配齐货，交易费用当然会增加，而适当的组织变革和制度变迁主要是为了支持更加复杂的交易。因此，交易费用的增加并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成本的增加，它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副产品。而诺斯在后来接受了张五常、科斯等人的思路影响后，就把交易费用归为成本，把降低交易费用当做制度变迁的任务。结果，不同的理论来源造成了诺斯第二悖论。
因此，要想破解诺斯第二悖论，要么放弃新制度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看法，要么放弃古典经济学对交易费用的看法，二者必居其一。看来，学的太多、懂得太杂也不见得是“好事”!